历史的长河中，总有一些黑暗的印记，如同刻在民族脊梁上的伤痕，提醒着我们和平的珍贵与战争的残酷。在伪满洲国那十四年的殖民统治中，日本侵略者为了维系其战争机器，在东北大地上实施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行。其中，“勤劳奉公”制度便是其罪恶行径的典型代表。这一制度披着“义务劳动”“报国奉公”的合法外衣，实则是一场有组织、有计划的全民强制劳役，将无数普通百姓推向了人间炼狱。
蓑衣（1940年）
今天，我们就讲讲伪满时期“勤劳奉公”制度受害者孙富荣的悲惨故事。他的遭遇，是那个动荡年代里无数东北人民苦难生活的缩影。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日本侵略者逐步蚕食中国东北领土，于1932年扶植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，开启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。到了1942年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，日本军国主义深陷战争泥潭，国内劳动力资源濒临枯竭，为维系“以战养战”的战争机器，其在伪满洲国境内推出了一套名为“勤劳奉公”的全民强制劳役制度。这一制度从1942年推行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，披着“义务劳动”“报国奉公”的外衣，实则是日本殖民当局掠夺东北劳动力、压榨东北人民的工具，给东北民众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深重灾难
展开剩余87%日本殖民当局深知，要实现大规模强制劳役的常态化，必须依靠法律的外衣来粉饰其掠夺本质。1942年5月，伪满国务院率先颁布《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要纲》，为“勤劳奉公”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理基础；同年11月，又正式公布《勤劳奉公法》及《勤劳奉公队编成令》，明确了制度的核心框架与执行细则；1943年2月，《实施规则》的出台，进一步细化了征役对象、服役期限、组织管理等关键内容，标志着“勤劳奉公”制度在伪满洲国境内全面法制化。
洗衣的儿童（1937年）
为保障制度的高效推行，殖民当局搭建了一套严密的自上而下的征役体系。1942年10月，伪民生部专门设立“国民勤劳奉公局”，作为统筹全国强制劳役的核心机构；同时，日本侵略者操控的协和会深度参与其中，利用其遍布城乡的基层组织，负责对民众进行思想蛊惑与动员，配合伪满政府完成壮丁的征集与筛选。至此，一套由殖民当局主导、傀儡政权执行、汉奸组织协助的强制劳役网络，在东北大地迅速铺开，将无数普通民众裹挟其中。
“勤劳奉公”制度的征役对象，从最初的青壮年男性，逐步扩张到涵盖学生群体的广大人群，最终演变为一场无差别的劳动力掠夺。按照《勤劳奉公法》的规定，最初的征役对象锁定为20至23岁的男性青年，要求凡未服兵役、无残疾且非公职人员者，一律编入“勤劳奉公队”。服役期限明确为3年内累计服役12个月，且规定“必要时可延长”，这一模糊条款为殖民当局无限期压榨劳工埋下了伏笔。在实际执行中，每年的集中服役时间通常为4个月，而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，服役时长一再被压缩延长，劳工们往往被迫超负荷劳作。到了1945年，为弥补劳动力的巨大缺口，征役年龄上限更是直接提升至30岁，将更多青壮年纳入劳役体系。
满洲乡下民居（1939年）
如果说对青壮年的征集是为了满足战争前线的劳动力需求，那么对学生群体的强征，则暴露了日本殖民当局釜底抽薪式的掠夺野心。1942年12月，伪满政府颁布《学生勤劳奉公令》，将魔爪伸向校园。法令规定，大专院校学生每年须服役30至45天，服役期间的学业全部暂停。此后，征役范围不断扩大，从中学生蔓延至甚至小学生，并且出台“不参加义务劳动不准毕业”的硬性规定，将劳动与学业资格强行捆绑。到了制度推行后期，东北各地学校普遍陷入“全天皆劳”的境地，课堂被工地取代，书本被锄头、镐头替换，无数少年儿童被迫中断学业，沦为殖民当局的免费劳动力。
石碾（1934年）
为了实现对劳工的绝对控制，“勤劳奉公队”采用了严苛的军队编制与军事化管理模式，将劳工的人身自由剥夺殆尽。在组织架构上，“勤劳奉公队”实行自上而下的军事化层级管理。中央层面设立总司令一职，由伪民生部长亲自兼任，以此强化对劳役体系的掌控；各省、市、县长则分别担任各级司令、副司令，直接负责辖区内劳工的征集、编队与派遣。在队部内部，按照连、排、班的军队建制划分，劳工们被编入不同单位，接受严格的军事化纪律约束与训练。从每日的作息、出工，到劳动中的分工协作，都必须遵循军队式的指令，任何违抗或懈怠，都将面临严厉的惩罚。除了伪满政府的行政管控外，协和会还在地方上普遍成立“勤劳奉仕队”“勤劳报国队”等附属组织，其核心任务便是对劳工进行思想灌输与行为监督。协和会成员深入劳工营地，通过宣讲所谓的“日满一体”“报国奉公”等殖民谎言，试图麻痹劳工的反抗意识；同时，他们充当日本监工的“眼线”，严密监视劳工的一举一动，一旦发现有消极怠工、私下议论甚至逃跑的迹象，便会立即上报，招致残酷的镇压。在这种高压管控下，“勤劳奉公队”的劳工们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，沦为任人宰割的工具。
肩挑木柴回家（1937年）
被编入“勤劳奉公队”的劳工，承担的都是当时最繁重、最危险的工作，他们的劳作场所，无异于人间炼狱。根据殖民当局的安排，劳工们的劳动内容涵盖了军事工程修筑、边境要塞建设、铁路公路铺设、矿山开采、土地开发以及粮食和饲料生产等多个领域。这些工作大多直接服务于日本的战争需求：修筑军事要塞是为了巩固殖民统治、防范抗日武装；开采矿山是为了掠夺东北的矿产资源，为军火生产提供原料；修建铁路公路则是为了加速物资运输，支撑前线作战。而这些工作，无一例外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体力，且充满了安全隐患。
劳工们的食宿条件更是恶劣到了极点。他们大多被安置在简陋的窝棚或地窖中，拥挤不堪，卫生条件极差，瘟疫时常蔓延；每日的伙食不过是掺着沙土的粗粮窝头或稀粥，根本无法满足高强度劳动的体力消耗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劳工们需要承受远超身体极限的劳动强度，天不亮便被驱赶出工，直到深夜才能收工，稍有迟缓便会遭到监工的打骂。在矿山、工地等场所，安全设施几乎为零，塌方、爆炸、坠崖等事故频发，无数劳工在劳作中受伤致残，甚至当场殒命。正因如此，“勤劳奉公队”的劳工们被当时的舆论悲愤地称为“十八层地狱下的劳工”，他们的遭遇，是日本殖民统治残暴性的真实写照。
五、制度的罪恶实质：殖民掠夺下的人间惨剧
纵观“勤劳奉公”制度的全过程，其所谓“义务劳动”“报国奉公”的口号，不过是日本殖民当局掩盖其掠夺本质的遮羞布。这一制度的实质，是以法律化、系统化的手段，对东北人民实施的强制奴役，是日本“以战养战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“勤劳奉公”的名义下，劳工们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择业的权利，更谈不上获取合理的劳动报酬。他们被迫离开家园，告别亲人，在监工的皮鞭下从事着非人的劳作，而劳动成果则被日本侵略者悉数掠夺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战争前线。据相关史料估算，整个伪满时期，被强征的“勤劳奉公”队员与普通强制劳工合计多达数百万，这一庞大的数字背后，是数百万个家庭的破碎与血泪。
当地风格的砖窑（1936年）
家住库伦旗扣河子镇喇嘛山屯的孙富荣，便是这数百万受害者中的一个缩影。1924年，孙富荣出生在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，父亲孙增睿、母亲张国芳靠着几亩薄田养育着三个孩子。10岁那年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库伦旗，平静的生活被彻底击碎。为了谋生，父亲孙增睿只身前往开鲁县，却不幸遭遇瘟疫，客死他乡。顶梁柱的倒塌，让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，母亲张国芳领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，最终两个年幼的孩子因贫病交加夭折，只剩下孙富荣与母亲相依为命。在母亲含辛茹苦的拉扯下，孙富荣长大成人，还订下了一门亲事，婚期近在眼前，这个饱经磨难的家庭，眼看就要迎来一丝曙光。然而，“勤劳奉公”制度的魔爪，却无情地伸向了他。孙富荣被强行征入勤劳奉公队，送往一个叫五叉沟地方的工地劳作。从小营养不良的他，身体本就瘦弱，根本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劳动训练与繁重的体力活。完不成干活指标的他，时常遭到日本监工的体罚与打骂。终于，在一次劳作中，残暴的日本监工举起监工镐，将这个年轻的生命活活打死，甚至连尸骨都未能留存。远在家乡的母亲张国芳，日夜盼着儿子归来，最终等来的，却是儿子命丧五叉沟的噩耗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她的世界彻底崩塌，只能在无尽的悲痛与绝望中，苦度余生。
孙富荣的悲剧，并非个例。在伪满洲国后期的东北大地上，无数像孙富荣一样的青年，被“勤劳奉公”制度夺去了生命；无数像张国芳一样的母亲，承受着丧子之痛。这一制度，不仅导致大量青年、学生伤残或死亡，更严重破坏了东北的社会经济秩序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。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随之垮台，罪恶的“勤劳奉公”制度也随之寿终正寝。但这段历史，却永远铭刻在东北人民的记忆中。“勤劳奉公”制度的兴衰，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的侵略本质与残暴性，它不是什么“互利共赢”的合作，而是一场对中国东北人民的赤裸裸的掠夺与奴役。铭记这段历史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警醒后人：和平来之不易，任何以强权推行的殖民掠夺，最终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为世人所唾弃。孙富荣的故事，是伪满“勤劳奉公”制度罪恶本质的一个生动注脚。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，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，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、奴役东北人民的铁证。
如今，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，但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不能被遗忘。孙富荣，不仅仅是为了祭奠一个逝去的生命，更是为了铭记历史，警惕战争，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。
历史不容篡改，正义永不缺席。每一个为自由和尊严而战的灵魂，都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整理：孙富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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